2025年12月4日，晨雾中的重庆市万州区高梁镇集市，与往日略有不同。在蔬菜摊和杂货铺之间，一块写着“免费法律咨询”的展架突然出现，随之几张折叠桌展开，一摞摞普法资料被摆上了桌面，还没等摆放整齐，人群便围了上来。
“邻居占了我的地，有办法吗？”“儿子不养我，该找谁？”背篓放下了，扁担搁下了，村民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
这里是重庆市政协委员王建国开设的流动“摊位”——“收”的是乡亲们的无助与疑惑，“换”的是法律知识、解决办法。
这样的“法律赶场”，他在万州的乡镇间坚持了整整15年。从最初的四、五人，发展到吸引数百人参与的重庆市政协品牌活动；从解答具体纠纷，到将“赶场”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转化为提案建议；从被质疑“吃力不讨好”，到获邀为乡镇企业、基层干部授课，王建国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诠释着政协委员“为国履职、为民尽责”的深刻内涵。
十五年来，王建国在“赶场”中诞生或汲取灵感的提案建议已达110余篇，其中8篇被评为区级优秀提案或重点督办，多篇社情民意信息被市级层面采纳。2025年1月，王建国获评2024年度重庆市政协履职优秀委员。
王建国的“赶场”故事，始于2010年。
那年，他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刚刚成立。当同行讨论如何拓展高端市场时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：下乡，去集市上提供免费法律咨询。
“所里刚起步，该先站稳脚跟。”“农村案件标的额小，不够成本。”劝阻声不少，但王建国依然坚持。他向人们讲述了深藏心底的往事。
少年时，他目睹了同村人因争夺红薯窖引发的致命冲突。法律的缺席，以最残酷的方式改写了两个家庭的命运。“如果当时他们懂法……”这个假设，成为他心中长久的叩问。
那时，爱读武侠小说的他，常幻想自己是个能“平不平之事”的大侠。这场悲剧，让“大侠”的想象落了地——他想要的那把“剑”，叫法律。
1993年，他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，毕业后放弃稳定的留校机会，选择成为一名执业律师。
事业步入正轨，他却发现，农村乡亲很难走进律所的大门。“不是没有纠纷，而是不知道可以找法，也不知道怎么找。他们怕贵、怕麻烦、怕‘官’。”在田坎上长大的王建国懂得，这是一种源于信息和距离的隔阂。
乡亲们怕走出这一步，那这一步就由他来走。
成立律所后，王建国带着同事，踏着晨露星光，在山脊上行走、在溪流间跋涉，他们喊出“律师赶场、送法千乡”的口号，走遍万州大小场镇，在集市上解释何为土地流转、帮助老人争取赡养费用、为因公负伤的农民工争取赔偿……他们根据乡镇实情，亲力亲为准备普法资料，只为用农村人听得懂的话，让他们拿起法律为自己维权。
他们的摊位，成了集市上最特殊的所在：不卖货物，只送“办法”。
任何初心的坚持，都需要价值的印证。在王建国律所的会议室里，一面略显褪色的锦旗，默默诉说着“赶场”的意义。
2010年秋，王建国的摊位前，走来一位头戴面巾的农村女性。她谨慎地掀开面巾，露出严重烧伤后疤痕累累的面容，问：“我叫王芝芝（化名），能帮我找回公道吗？”
1995年，年仅15岁的王芝芝在皮鞋厂打工时被化学制剂烧伤，工厂老板支付1000元后便不再负责。此后的维权之路，因没有劳动合同、诉讼时效过期等问题屡屡碰壁。
王建国没有犹豫，决定为她提供无偿法律援助。取证之路异常艰难，年代久远，证据寥寥。但他没有放弃，经过六个月奔波，2011年9月，法院判决工厂支付王芝芝3万元工伤补偿款。这笔钱，迟到了15年。
得知消息时，王建国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为终于得到正义的王芝芝，也为自己终于“圆梦”——成为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为他人“平不平之事”的“大侠”。
后来，王芝芝和丈夫特意到律所，想支付律师费，却被所有人拒绝了，为此他们又连夜制作锦旗，送到活动现场。
送锦旗那天，王芝芝担心面容吓到咨询的群众，躲在树后让丈夫代为送上。
看着锦旗上书写的“扶弱济困肩正义 无私援助显尚品”，王建国心头一酸，“这份锦旗与王芝芝的勇敢、坚强分不开。”他径直走过去，拉着王芝芝一起合影，留下这珍贵的时刻。
这面锦旗，不仅是一份感谢，更成为“赶场”价值的见证。它像一粒火种，点燃了更多同行者的热忱。李健、王莉、程禾、饶小雪等数十位政协委员和百余名法律从业者陆续加入，“法律赶场”也由此升级为重庆市政协社法委“法润巴渝”委员行动的精品项目之一。
截至2025年初，这项活动已举办140余场，受理法律援助160多起。服务范围从集市扩展到学校、企业和基层单位；普法内容从家长里短延伸到土地流转、集体经济等乡村振兴中的法律问题；普法对象也从普通村民，扩展到乡镇企业经营者、乡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。
如果说“赶场”是王建国履职为民的乡土舞台，那么政协委员的身份，则赋予他将一线实践转化为政策建议的履职平台。
“政协委员履职，不能满足于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。更要善于从个案中发现共性问题，从实践中思考制度性解决方案。”这是王建国对自己委员职责的理解。
2025年，王建国团队历时两年，为15名农民工成功追回大部分欠薪。欣慰之余，他深入调研欠薪顽疾的根源，发现“农民工工资保障基金”的监管存在漏洞。为此，他在市政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提出具体建议：优化支付流程，增加农民工本人确认环节；全面推行“生物识别+实名制”动态认证；提高违法成本，强化法律威慑。这些针对性建议获得了相关部门积极回应。
“赶场”中的感悟与经历，被王建国带到了更广阔的履职平台。他先后提出了关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、延续三峡后续工作扶持政策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数字化改革、建设大数据融合应用试验区等多份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，均得到承办单位的高度重视与采纳落实。
“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石。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，未来乡村将面对更复杂的产业关系，唯有用法律才能让乡土发展更稳定、更和谐。”王建国说。
站上新一年的履职之路，王建国的思考也在继续，而他赶赴的“场”从来不仅仅局限在乡镇集市。针对重庆市老年人体育活动场地规划和建设存在的问题，提交相关建议。结合办理破产案件时遇到的“府院联动”不畅问题，他撰写关于加强府院联动、强化破产诉讼要素保障的提案，提出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工作联席会议机制，构建信息平台，建立破产法庭——地方政府部门——破产管理人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等具体建议，推动破产案件顺利审理，也为破产重生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。
这些提案，无一不源自他听到的叹息、看到的困境。他把散落在身边的民众呼声收集起来，凝练成有序的文字，转化为滋养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良策。
山间的雾气总会散开，集市上的人群也将散去。但那张红色的咨询桌，以及它所承载的信任与期待，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温暖而坚实的坐标。王建国说，只要还有人在问“有办法吗”，他的“场”就会一直赶下去。
您即将离开“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”
当前浏览器版本过低，建议升级到Internet Explorer
9及以上版本或者安装Chrome内核浏览器获得最佳浏览体验。